“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匈牙利当代影坛领军人物伊尔蒂科·茵叶蒂或许没有读过李白、刘希夷的唐诗，但其导演新作《寂静的朋友》却深谙诗中意。影片去年曾赢得威尼斯电影节费比西奖，近期在国内上映。影片中德国马尔堡大学校园里一棵栽种于1832年的银杏树，既静观三个时代中的科学工作者身为“局外人”的孤独，又以“寂静的朋友”身份陪伴他们走出孤独，默默见证他们如何从天地自然获得慰藉、找到生活坐标，继而与他人和社会建立新的联结，颇有“天人合一”的东方哲学意蕴。
《寂静的朋友》剧照
三个时空里的故事，茵叶蒂虽用黑白胶片、彩色胶片、彩色数码三种质感迥异的影像媒介作出区分，但没按时间顺序分段讲述，而是使用交叉剪辑手法并行推进，对比映照她对于不同时代语境下的个体状态、女性处境、两性关系、人际交往等议题的思考。此外，该片虽从科学实验着手但更注重感官体验，将人类与银杏、天竺兰、含羞草等生命体“认知”世界的方式并置呈现，与茵叶蒂带有超现实主义色彩与神秘气息的前作《我的二十世纪》《肉与灵》等形成呼应，共同道出她借助科学发展、动植物灵性甚至宇宙之眼探讨社会进程与人类生活的创作偏好。
与前辈大师迥异的路径
匈牙利与同处欧洲的意大利、法国等电影大国相比，享誉全球的电影大师虽不算多，但每一位都有独树一帜的美学风格，并取得了令世界影坛瞩目的艺术成就。
国宝级导演米克洛斯·杨索以“政治歌舞片”著称，代表作《我的归乡路》《红军与白军》《无望的人们》中，带有舞蹈韵律的运动长镜头，以及远景、全景拍摄的高度舞台化的大场景，不仅揭示出权力游戏催生的战争的残酷与荒诞，也具有革新电影语言的深远意义。与杨索同为匈牙利新浪潮旗手的伊斯特凡·萨博，1982年曾凭《靡菲斯特》赢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他的叙事视角虽有从早期的孩童到后期的成人的转变，但《父亲日记》《信任》《靡菲斯特》等代表作，都以有别于杨索的特写、近景，直观展现战争带给人类的持久性心灵创伤。今年初去世的贝拉·塔尔，创作受到杨索长镜头美学的影响，也像杨索一样热衷权力批判，不过《撒旦探戈》《鲸鱼马戏团》《都灵之马》等代表作亦表明，他擅于使用沉重缓慢的节奏凝固时间，以“挑衅”的方式完成对于政治寓言的讲述，与杨索的创作理念有着显著区别。
1975年凭借《领养》斩获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的玛塔·梅萨罗什，既是匈牙利首位女性导演，也是世界范围内获得欧洲三大电影节最高奖的首位女性导演，她的创作受到前夫杨索的影响触及政治议题，不过政治议题连同教育、工作、婚姻、生育等其他议题，在她的镜头下都是为女性意识觉醒与身份认同的主题服务，代表作《九个月的爱情》《留给女儿的日记》《领养》等，属于女性创作者关注女性生活权利、社会权益等的佳作。
几位大导演的创作风貌尽管大相径庭，却在黑白美学上达成默契，其艺术生涯的多部名作都以黑白影调呈现。茵叶蒂作为他们的后辈，1989年摘得戛纳电影节金摄影机奖的长片《我的二十世纪》，虽说采用黑白片的形式，完成了对于匈牙利电影传统的致敬，但她天马行空的先锋化表达显示出，她没有复刻任何一位前辈大师的特色，而是另辟了一条极具个人特色的路径。
《我的二十世纪》
此后，她的创作与前辈们的区分愈发明显，既没有强烈的政治主张，也缺乏激进的女性诉求，而是以温和的态度，用带有哲思、穿插奇思妙想的散文化叙事，同时为女性、男性以及其他物种发声，关注人类社会、人与世界的关系，神韵上反而与崇尚万物有灵的东方创作者，如泰国导演阿彼察邦、日本导演河濑直美等有些接近。
天上的星星在观察
《我的二十世纪》表面上看，是以一对幼年被迫分离的孪生姐妹成年后的不同际遇，侧写女性在20世纪初期的境遇，实则揭示科学与人类福祸相依的关系，道出茵叶蒂对人类命运走向的思考，寄托着她的美好希冀。该片的创作始于实验，成于冒险。
茵叶蒂1955年出生在布达佩斯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知名经济学家、地理学家。上世纪70年代，她受父亲影响入读布达佩斯技术与经济大学，毕业后又因热爱艺术考上匈牙利戏剧与电影大学电影导演系。虽是科班出身，也在求学期间拍过短片，但她1984年走出校园踏入社会时，并没想好是否要当导演，直到加入囊括拍摄实验影像、戏剧演出、举办展览等形式的跨界艺术团体，用带有实验性质的黑白影像拍了一些短片和时长74分钟的《特务情谜》（戛纳电影节虽把象征导演长片首作获得权威认可的金摄影机奖颁给《我的二十世纪》，但严格意义上该片并非她的首部长片，只是令她声名鹊起的作品，因为1987年的《特务情谜》的时长已达到长片标准），她才逐渐明确要把拍电影当作事业。
上世纪80年代末期，世界风云变幻莫测，身在东欧的茵叶蒂尽管自称是不关心国际大事的“局外人”，但不可避免地被躁动不安的时代氛围影响。据茵叶蒂的采访，她筹拍《我的二十世纪》时，虽然不清楚要讲什么故事，却明确知道想依照此前的创作思路，用双胞胎身份混淆的通俗化剧情设定，做出一部关注人类历史与未来的黑白实验电影，因为在她看来，电影能帮助自己“理解我的生活、我们的生活以及当下正在发生什么”。项目推进过程中，她把双胞胎姐妹的故事变成“海绵”，用以吸纳在她脑海中不断冒出的各种看似毫无关联的问题，创作变成一场前路未知的冒险。
所幸这场创作冒险以成片惊艳四座收尾。茵叶蒂虽然依照她的经历与兴趣，将科学、历史、神话、奇幻、性别、动物等多重元素共冶一炉，但得益于精妙的叙事架构，这些纷繁的元素并不显得杂乱无序，反而碰撞出牢牢吸引观众的戏剧张力。影片伊始，天上使用人类语言交流的星星们以上帝视角，见证1880年爱迪生用其发明的电灯点亮美国新泽西州门罗公园，以及同时间段一对双胞胎姐妹在布达佩斯一户贫苦家庭出生。其后，星星们继续俯瞰地球，观察到电的运用正在重塑纽约、巴黎等大都市的生活方式，不过缅甸等地尚未被科技生产力改造，维持着传统面貌，同时星星们注意到双胞胎姐妹命运的分岔与交叉。
两姐妹幼年丧母后，茵叶蒂化用家喻户晓的安徒生童话，让她们在电灯取代蜡烛的时代，走上街头冒着风雪卖起火柴，但原著中小女孩幻梦消散冻死街头的悲剧没有重演，她们在睡梦中被两位善良的绅士，以猜拳的方式抱往两个方向，中断联系。两人成年后，一个成为耍弄男人的交际花，一个成为密谋暗杀的无政府主义激进分子，生活的热闹或刺激，无法掩饰她们灵魂深处的孤独。20世纪的钟声敲响之际，她们随同一班东方快车驶入新纪元，不过并没相遇，不久因为一个男人，两人的命运以身份错位的方式再度有了镜像关联。而星星们持续关注的对象除了她们，还有电影等人类新的发明创造、地球上的动物与自然景观，它们不仅尝试与两姐妹对话，还会给狗狗放电影。
按照这种思路，星星们当然会看到大规模运用科技武器的一战、二战等战争对于人类生活的破坏，但茵叶蒂并没在片中展现世界的灾难，仅以姊妹花中的无政府主义激进分子执行团队谋划的暗杀任务的隐喻情节，让观众自行揣摩。而暗杀没有成功狼狈收场，以及结尾长镜头拍摄的视域越来越开阔，最终海天一色的出海场面，进一步说出茵叶蒂只想追忆20世纪前后科学造福人类的旧光景，并希望这般美好景象，在被人类狠狠践踏后，能够在她生活的年代绝地逢生，延续到新的世纪。
动物承载导演的希冀
茵叶蒂在《我的二十世纪》中让天上的星星“忽视”地球的糟糕之外，还拿地上动物的纯粹、灵性、智慧，对照人类的偏执、茫然、愚蠢，借助动物意象抒发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科技应该和睦共生的愿景。
驴子指引两位好心人救下卖火柴的小姐妹，又让分离多年的她们在镜子迷宫中重逢；布达佩斯动物园里的一只猩猩，向游客也向观众讲述，它原本在非洲过着无忧无虑的日子，因为好奇心犯下愚蠢的错误，被狡猾的猎人抓进牢笼；传送情报的信鸽，站在窗台看爱迪生向一众记者展示他发明的同步发报机，听他发表宣言：“而今学会了创造的人类，他们创造的世界，也是奇妙的。”
同时，她让人物念出《互助论》中的文字：“整个自然界的动物都十分需要和同伴们交流感情，它们通过玩耍，吠叫或嘶鸣，来传递一个信息：一些友好的物种正在附近。这些行为都是生命和意识的组成部分，与其他的生存功能同等重要。”以此说出她希冀人类以动物为榜样，不要再以自我为中心、以人类为中心，自设牢笼咀嚼孤苦，真正遵循万物平等的理念，完成与其他人、自然界的对话。
《我的二十世纪》问世后，茵叶蒂没有利用戛纳奖项带给她的声誉，乘胜追击立刻投入新创作，时隔五年才推出新长片《魔幻猎人》，之后亦是间隔好几年才有一部新作亮相。她甚至还中断导演工作十余年，以教师身份回到母校匈牙利戏剧与电影大学潜心教书育人。这导致她从影虽然超过40年，产出作品却屈指可数。
《肉与灵》
茵叶蒂虽是“低产”导演，但一直在探索作品形式的变化。《我的二十世纪》之后，她的大部分电影颜色上回归主流的彩色，可是作品的质感又因形式的不同存在明显差异。比如《魔术师西蒙的爱情》《肉与灵》《吾妻之话》虽说都是爱情题材的彩色电影，但《魔术师西蒙的爱情》中的爱情随着奇幻案件的侦破展开，色调浓烈；《肉与灵》中梦境介入现实爱情的生发，色调清冷；《吾妻之话》则用章回体结构讲述上世纪20年代的爱情传奇，色调复古。
《魔术师西蒙的爱情》
树与人互相化解孤独
然而在叙事策略与主题立意层面，茵叶蒂成名后的作品又与《我的二十世纪》保持一致，都围绕科学实验展开叙事，并在脑洞大开的情节中，融入她对于人类与天地万物关系的美好希冀，凸显出作者性。与此同时，承载她的希冀的载体对象逐渐丰富，在各类动物的基础上增加多种植物。
她阔别影坛多年后再执导筒交出的佳作，荣获第67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的《肉与灵》，讲述布达佩斯一家现代屠宰场的男老板与女质检员的爱情故事。男老板独居多年，早已习惯独来独往；女质检员患有严重的社交障碍症，严格按照科学流程完成肉质的检测工作之外，回避与任何人交流。两人因为偶然发现一直在共享一雄一雌两只麋鹿在冷寂森林中共处的梦境，才尝试交往，最终克服各自的障碍，走到了一起。
《魔术师西蒙的爱情》中，巴黎一株室内的盆栽植物，通过实验仪器释放的信号，帮助男主角破获奇案、收获爱情。
《寂静的朋友》更甚一步，不仅用三种质感不同的影像媒介，在形式上完成与茵叶蒂此前作品的照应，也用树龄近200年的银杏树横跨两个世纪的所见，将她关心的议题和创作的内核以互文结构并置呈现，把孤独与化解孤独的意象放大。
《寂静的朋友》剧照
安静生长的植物，在大地深处也许会以根系缠绕的方式完成交流，但在人类看来，它们远比可以“呼朋唤友”的动物孤独。被称为植物界“活化石”的银杏树，原本只在中国生长，它被成功移植到欧洲后，虽被歌德视为美丽的意象写进情诗《二裂银杏叶》（生着这种叶子的树木，从东方移进我的园亭，它给你一个秘密启示，耐人寻味，令识者振奋……），可是如果考虑银杏树的意识，来到异国他乡的它们，无疑比普通的植物还要孤独。而马尔堡大学植物园里的那棵雌株银杏树，由于附近没有雄株同伴，无法靠风完成授粉，像“局外人”般独自生长了近200年，又比其他身在欧洲的银杏树孤独。
然而这棵银杏树的孤独并非人人都能感受，只有同样孤独的灵魂才愿意把它当作同类主动靠近。1908年几乎被主导科学界的男性“权威”集体羞辱的准大学女生格雷特（卢娜·韦德勒饰）、1972年来自乡下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的大学男生汉内斯（恩佐·布鲁姆饰）、2020年来做学术交流但因疫情被困在校园的香港神经科学家王教授（梁朝伟饰），正因都是孤独的“局外人”，才来到它这个同类身边。
银杏树用静默的陪伴帮他们排解孤寂之外，亦见证格雷特打破性别壁垒成为马尔堡大学的首位女大学生，并且越来越勇于做自己；原本讨厌植物的汉内斯在追求女生的过程中，与一株从女生的实验对象转为他的实验对象的天竺葵成为朋友，也尝试向周遭的其他人一样追求新事物；王教授与同样滞留在大学校园的校工，由互相讨厌的关系，变成一起吃一道名为“天空与大地”美食的朋友。
而如果纵向比较一百余年的所见，这棵银杏树会发现，随着时代的发展，女性正在掌握越来越多的话语权，两性关系正在向越来越平等的方向迈进，而科技虽然正在影响人类的生活和命运，人类依旧需要践行歌德式“参与性认知”，以身心完全投入的方式与天地自然同呼吸。
影片临近尾声，王教授和校工一起为银杏树完成人工授粉，影片中的绝对主角，得以在秋天收获的季节，全貌展示“她”的姿态，而格雷特、汉内斯、王教授，也打破了时空的壁垒，同在树下。这一令人动容的笔触，既是被“她”化解孤独的个体以反哺的方式帮“她”化解孤独，也是人类与自然关系看似理想实则应当的写照。
文/梅生
编辑/刘忠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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